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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财主:从食盐专营看当代房地产市场,历史为何惊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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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26 11:18: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路财主 2018-9-26

原创:路财主路财主N今天

无盐则肿。

为保持细胞内外的渗透压以及体内酸碱平衡,食盐是人类的必需品之一,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食盐还是人类第一种可以长久保存的“财富”。

在古希腊时代,人们把盐称为‘神赐之物’,古代的中国、罗马帝国、法国、威尼斯共和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以及数不清的政府,都对食盐课以重税,为战争聚敛钱财。很多时候,士兵们和工人领到的薪资报酬就是盐,因为盐经常被作为流通货币来使用——相比可能减重或添加贱金属的黄金白银,盐是一种不会贬值的货币。

时至今日,英语和法语中的“薪水(Salary)”一词,其词根就是盐(Salt)。

在中国,“盐”的繁体字写作“鹽”——下面的“皿”代表着煮盐的器具,而左上角的“臣”代表朝廷官员的管理,右上角的“卤”代表着煮盐形成的浓盐水,连“卤”这个字本身作为象形文字,其表示的就是一个晒盐池的形状。

作为一种必需品,控制住食盐,就像卡住了天下人的脖子,就控制了财富的源头。历代统治者对这一逻辑都有着深刻认知(盐字上的“臣”就是这一意志的体现)。所以,尽管盐在这个世界上遍地都是,但历代统治者却都严禁民众私自煮盐,并将盐作为掠夺民众财富最有利的工具,连伟大领袖在陕北的时候都说“宁失延安,不丢盐湾”。


食盐专营,就是历代统治者管理财富意志的体现,更是他们压榨民众财富的途径,只要卡住了天下人的脖子,接下来,用春秋时期管仲的话来说——
“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嗯,只要控制住了食盐,给他们财富取决于君王,拿走他们的财富也取决于君主,这样一来,他们拥护君主就像仰望日月一样,供养君主就像对待父母一样!

春秋时期的齐国,最早建立盐业专营制度,将原来自流放任的煮盐划分为官煮和民煮时间。“官煮”实施的时间是每年十月到正月(这是最好的煮盐季节),这四个月严禁民间煮盐,由此促使国营盐业的迅速崛起——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民营企业其余时间可以煮盐,但其所生产的盐,却必须低价卖给官府,然后由官府统一在市场上高价销售。管仲曾详细计算过,一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在盐上随便加一点儿价格,政府收入就可以增加到人头税的两倍。

战国末期秦国崛起,首先抢占了巴蜀之地的盐井,并学习管仲的思维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予以垄断,利用食盐极度压榨民众,然后用这些财富去修长城、击匈奴、辟南越、修陵墓。

秦朝灭亡之后,汉朝初期一度放弃了对盐业的垄断。但到了汉武帝时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积攒起对匈奴作战的家底,朝廷从富商豪强手中夺回盐铁等重要产业,并彻底实施盐业专营制度,不管哪里煮出来的盐都必须以低价卖给政府,由政府加价N倍出售,私自煮盐、售盐者全部治罪处死……

历史上汉武大帝的功业,有很大一部分要拜食盐专营所赐。然而,因穷兵黩武并推行国营经济,汉武帝晚年整个帝国几乎垮掉,朝廷开始部分放松盐业专营,此后多个朝代,中国的盐业管理一直处于松弛状态。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为了体现天下大治,朝廷专门下令开放盐池、盐井禁令,允许百姓煮盐并且免于征税——此后一直到唐朝开元盛世,是古代中国没有盐税的时期。

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财政陷入困境,于是再度实施“榷盐法”,官府垄断食盐价格,盐利收入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支柱,根据《新唐书·食货四》记载:
天宝、至德年间(750年前后),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贞元四年(789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三百七十。

算下来,实施食盐专卖前后,盐价差价竟然高达10倍以上,后来更是差价达到了37倍!这绝不是因为盐产量骤然萎缩导致供需失衡和盐价飞涨,而是官府利用食盐极限压榨民众和掠夺财富——唐朝后期,盐税盐利收入占朝廷财政总收入一半!

最终,由王仙芝、黄巢等几个私盐贩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极限压榨民众的唐帝国。

到了宋朝,朝廷不再像唐末那样傻大黑粗直接勒索民众,食盐专营被玩得愈发精细和巧妙,不同产区的盐被限制在某一区域销售,以免官盐销售受阻。但最重要的是,宋朝发明了“盐引”——这成为此后元、明、清三朝盐业专营的核心制度。

985年,北宋朝廷为解决边防军队的储备不足问题,让商人们缴纳钱货粮草于边境州郡,而政府则给予他们一个凭证,商人们拿着这些凭证可以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朝廷这里换取现钱,或者凭券到江淮等地的茶场、盐场领取茶叶或者食盐,转往指定区域出卖,这些凭证被称为“交引”。

朝廷很快发现,这个方法可以让朝廷轻松获取大笔物资和资金,于是允许商人直接在汴京给官府缴纳金银丝帛,然后给予 “交引”。1048年北宋朝廷改行钞法,将凭证改称“盐钞”,1113年,权相蔡京又改行引法,这种凭证此后固定被称为“盐引”。

表面上看,盐引无非是一种到盐场换取食盐到外地销售的凭证,但实质上,这些凭证相当于朝廷用盐做抵押而发行的货币——整个宋朝时期,盐引的确作为货币在社会上流通使用。

从货币意义来说,朝廷利用到处都有的盐场,凭空造出了庞大的信用和货币(盐引数量),进而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流通——这在金属货币时代不啻为一个创举,而这也帮助北宋王朝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经济发展的最高峰。

然而,和纸币一样,朝廷不断超发盐引,导致盐引后来很快贬值,而这也敲响了北宋灭亡的丧钟,此后南宋的盐引,几乎复制了北宋的过程。

到了元朝,朝廷规定盐引由户部印造,上面注明商人姓名和指定交盐的盐场。领到食盐之后,商人并不能马上销售,而是先要将盐引送交地方官府检验之后才能开始卖盐,盐卖出后五天之内,还要将盐引上交地方官府予以注销。

在明朝,盐引由内府镌铸铜版印刷,颁发给盐运司,然后分发给驻守边关的封疆大吏,朝廷鼓励商人输送米粮等至边塞,然后给予盐引,商人得以运输和销售食盐,这被称为“开中制”——其包括三个步骤:“报中”是指商人按照朝廷榜文要求,输送军需物资供应边防驻军,得以从官府领取盐引;“守支”是商人完成任务以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换取支盐;“市易”则是商人将食盐投入销售市场卖掉,并转化为货币盈利。

一开始,开中制执行得不错,盐商们因为长途运输粮食的耗费巨大﹐干脆在边关雇佣劳动力开垦田地生产粮食﹐就地换取盐引﹐因屯田由商人经营﹐故又称“商屯”,这极大程度解决了边防的给养问题。然而,随着系统腐败﹐皇室﹑宦官﹑贵族﹑官僚见持有盐引有利可图﹐就纷纷向朝廷奏讨盐引﹐然后转卖于盐商从中牟利,后来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如果不与官府勾兑,屯田盐商吃苦受累反而会赔钱,官商勾结成为在盐引上获利的第一法则。

清朝基本沿用明朝的盐引制度,盐引由户部宝泉局铜版统一印刷,各地盐务官员或转运司赴部领取,再发引、收课于盐商,一切权力收归中央。

清朝早期,朝廷想着利用盐引使劲捞一把,户部大量印刷盐引补充国库,结果导致康熙年间盐引泛滥成灾,盐引制度一度面临取消的危机。不过,这种事儿难不住朝廷,中央很快想出来主意,将众多盐引冻结使用:
从盐量上将盐引上分为大引和小引,分别提出重重限制;
从定量配销上将盐引分为正引和余引,各自有不同规则;
从运销方式上将盐引分为水引和陆引,规定不能水陆两栖;
从盐引印刷时间上分为新引和旧引,各自有不同的要求和规定;
……
更进一步——
从行销方式上,将盐引分为肩引(肩膀挑着盐担子走街串户卖)和住引(固定地点销售);
从路途远近和纳税上分为纲引(需长途运输)和食引(当地食用),沿途还专设盐卡,盘查课税、吃拿卡要;
……
不仅如此,对那些靠盐发财的盐商,朝廷还规定他们只能在某个地方销售食盐,和朝廷关系好的,让你在缺盐地区销售,利润多多;那些对朝廷不够孝顺的,就在一个地方给一堆盐引让你们拼命竞争销售,亏死你不偿命……

无数道中央政策下来,很多滥发的盐引基本丧失作为流通资产的能力,烂在一些商人手里,其他盐引成功地在名义上保持了其原有价值。

因为一切权力收归中央,统管大清帝国盐业的盐政官,自然成为天下第一肥缺,尤其是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的两淮盐政,更是肥缺中的肥缺。当时有人指出,在大清朝所有需要与官府打交道的事里,没有比盐商办盐更艰难繁重的了,商人暗里支出用来打点官吏的费用几乎相当于成本的一半。

如果说明朝的时候,盐商需要官商勾结才能赚到钱,到了清朝,盐商必须得和朝廷关系好、给皇帝足够的孝敬,才能允许你赚大钱。

就这样,还是出了问题。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新任“盐政”查账,发现之前的二十年里,“盐政”的宫吏私自“超发”盐引,从中克扣提留“引银”竟达一千多万两白银,上报朝廷之后,乾隆爷想想自己都没有从盐商那里捞到这么多,于是天威大怒,许多官吏和徽州盐商都被抓捕至北京问罪,其中包括那个铁齿铜牙纪晓岚(纪因此受到牵连,后来被发配新疆),这就是著名的“两淮盐引案”。

“两淮盐引案”为“盐引”的没落埋下了伏笔,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清政府为消除 “引商”的暴利而进行“改革”,改“纲盐制”为“票盐制”,对囤积大量盐引的大商人课以“重税”,而新式的盐引被称为“盐票”,价格随行就市,以此打破原来盐业的垄断与专营,充分体现朝廷所做的一切事务都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本意。

盐引一直沿用到民国初期,政府规定:“盐商销盐必须持有盐引或盐票,即官府发的凭证,持此到指定盐场按量购盐并运到指定地点销售”。为了简化盐业管理,政府规定盐商可出资将盐引购买到自己名下,获得一定区域内包销食盐的销售权。然而,由于北洋政府城头变幻大王旗,导致一个地方好多个政府认定的盐商,整天纠扯不清。

1928年,基本统一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签订《中美关税新约》,美国第一个同意中国关税自主。得到列强同意的国民政府,在财政部长宋子文的领导下,开始尝试建立现代财政体系——编制预算、建立中央银行、建立中央造币厂,裁撤厘金和各种盐引、茶引和其他各种引,撤销各地的贸易保护关卡,将整个中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

盐引,自此才从中国历史上完全消失,但食盐专营则一直持续到2016年才彻底废除。

不过,这里强调的是,由于当代食盐生产成本相比古代的大幅度下降,即使搞食盐专营,也并非为掠夺民众财富,而是考虑到民众用盐安全需求。古代朝廷那种明目张胆利用食盐卡住天下人的脖子来搜刮和掠夺财富的方式,放到当代社会已经彻底玩不转了。

要把鹅毛拔下来,又不让鹅叫唤,是当代政府的一种行政艺术,玩不转食盐,但现在有更多类似于食盐的商品可供专营,例如烟草、石油、银行……

不过,真正能够与食盐专营相提并论的,还是土地和房产。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几个依次递进的层次,最下面是基础生理需要如食物、居所、睡眠、性等,然后依次是安全与保障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他人的尊重与自我尊重的需要,最上面是自我实现的需要。


食盐专营,是卡住了天下人最基础的食物需求(更基础的水和空气需求,如果被卡住,估计天底下人人都要造反了);而居住和睡眠需求(房产需求)则是仅次于食物需求的基础需求。

于是,我们就有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规定,有了土地拆迁,有了土地拍卖,有了和盐商起一样作用的房地产商……

如果说中国古代可以称之为食盐专营时代,那么当今中国可以称之为房产专营时代,从土地征用、土地拍卖到房产出售,房产专营的一系列措施,都可以在我前面叙述的食盐专营中找到对应。进一步的,房地产为社会增加信用资源,促进经济飞速膨胀,房产大量供应又要避免价格下跌时期的“冻结交易”,也都可以在中国的食盐专营中找到对应的场景……

只是,个人感觉上说,从2500年的食盐专营到如今的土地和房产专营,历史和现实拥有如此惊人的相似性,真的是让人心情不怎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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